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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1942年的“温故”(下) ——专访河南大饥荒亲历者与研究者
作者:记者 王玉璘  来源:《中国档案报》2012年12月13日 总第2394期 第四版  更新时间:2012-12-17

  【档案为凭:国统区与根据地救灾实录】
   1.国民政府救灾不当
   面对大饥荒,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也做过一些赈灾工作。比如制定治旱治蝗的宣传办法、设立粥厂和成立治蝗委员会、发放紧急赈灾物资,同时征收娱乐业的豫灾捐,如戏票加征十分之二的票价等。在《河南灾民食品一览图》中,当柳絮、槐树叶、观音土、细土、软石等有害物品,以及人肉也成为灾民食品时,这就说明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效果实在是微乎其微。
   国民党政府救灾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十分荒唐的措施。如电影《一九四二》中曾提及有“吃一颗七天不饿”的救荒丸。而记者在河南省档案馆也的确看到了这份由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救荒食品验过诸方》:以大黄豆和芝麻为原料的“救荒食品的第一种”,确有“食一次七日不饥”的功效。再如,河南旱灾当头时,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兴修水利,采取抗旱措施,反而采取迷信的方式祈求苍天降雨。河南省档案馆保存的河南上蔡县政府下发的公函中,就有要求停止娱乐、宰杀等活动,“官民一体素食三天”,可目的竟是“以表虔诚,而邀天佑”。
   2.根据地救灾暖人心
   提到根据地的救灾,郝守福和宋道友都肯定地说,根据地把老百姓当人看。
   记者在河南省档案馆1985年编纂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中找到了许多关于晋冀鲁豫根据地救灾的资料。
如1943年1月30日,《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中,对已来根据地的灾民进行了安置,有劳动能力的,“帮助其租借土地、开垦山荒或谋其他职业维持其生活”。
   194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中提到“所有共产党员,在这严重的困难关头,必须起生产救灾积极的模范作用……军队应尽量节省,战争部队应逐渐节省到每日食一斤二两小米,机关一斤,以蔬菜、野草、树叶、树皮混食”。
   1944年8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从灾荒中站起来——记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一文中提到:1942年灾荒来临时,边区政府颁布了许多救灾办法:如拨发公粮赈济因为贫穷无法生活的灾民,“减免公粮负担,进行粮食调剂,贱价粜给灾民,贷粮贷款发展运输、纺织、合作社,修滩修渠打井等生产,严格实行节约,检举浪费”。彭德怀副总司令特别关心灾民疾苦,亲自命令所属部队每天每人节约小米1两,更号召全军为灾民捐米捐糠。中共太行分局发出号召“利益与人民一致,休戚相关”。边区还展开以工代赈,生产渡荒运动。
   1945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冀豫、冀鲁豫两区军队怎样帮助人民救灾》一文中讲述了“军队除少数警戒敌人外都给老百姓拉犁,当了‘光荣的耕牛’……随后又普遍帮助人民种麦……所有收成,都归群众”。军队的战士们还自己带着粮食义务去给老乡打井开渠,并提出“多出一滴汗,群众多吃一碗饭”的口号。救灾中许多指战员倾囊捐款,所有的战士都有一种共识:“咱们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父母有了难,做子弟的要救命。”
  

  【对话民间文化研究者:河南大饥荒中不能不提的人与事】
   1.面对灾民,记者不再沉默
   1942年12日,重庆《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的张高峰,被河南的惨状惊呆了!“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那些“无声无响的饿毙”的灾民,那些一边吃着树皮一边还被迫忙着纳粮的灾民,让张高峰异常愤怒,他挥笔写下《饥饿的河南》(后被改名为《豫灾实录》)刊发在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上。第二天,《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又发表了以《看重庆,念中原!》为题的社评,质疑政府救灾不力。这两篇为河南大饥荒呼吁的文章,换来的不是政府对河南的关注,而是对《大公报》停刊3天的惩罚。但是,当局对此事讳莫如深的态度却引起了《时代》周刊记者美国人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的注意。两人亲赴灾区,白修德用文字记录下了灾民们仿若地狱的逃荒惨状,而福尔曼则沿途拍下了大量的灾民照片。为避免稿件被重庆方面扣下不发,完稿后的白修德没有将稿件送回重庆审核,而是直接发往美国。1943年3月22日,这篇名为《等待收成》的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在美国和中国掀起轩然大波的,要知道,当时的宋美龄正在美国为饥饿中的印度演讲筹款。
   两位中国报人,两位外国记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重压,他们没有屈服,他们敢承重担,使河南大饥荒突破了政府舆论的封杀。开封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刘海永一直很敬佩当时那些敢于顶住政府压力而勇于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其中最让他感动的要数河南南阳《前锋报》的特派记者李蕤。他说:“按照现在的话说,李蕤没有编制,没有经费(路上的费用是妻子向人借来的500元钱),没有交通工具(借了辆破自行车),写这些稿子就凭着满腔热血,凭着读书人的良知,义无反顾。他走的都是重灾区,为1942年河南大饥荒留下最珍贵、最真实的史料。在这场灾难的报道中,河南记者没有缺席。他是我们河南人的骄傲。”
   2.面对饥饿,灾民一路向西
   河南全省1000多万灾民中的绝大部分选择了向西的漫漫逃荒路。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刘海永告诉记者:“灾民主要是沿着铁路线逃荒。当时河南境内主要的铁路线,一个是平汉铁路,一个是陇海铁路。由于战争需要,国民政府把平汉铁路的铁轨都拆掉挪去他处,只剩下一条向西的陇海线,而且受灾最重的也正是豫西。其次,向北是沦陷区,河南人不愿做亡国奴。所以,豫西、豫南的灾民都奔向陇海线。当时,陇海线上一趟火车能乘坐3000人,除此之外,火车车厢顶上也坐满了人,就像一条死虫上面挤满了蚂蚁,灾民们抓住所有可以抓住的东西。列车经过隧道时许多灾民被挤成‘肉酱’。沿途冻死、在大炮射程内被震死的人不计其数。有的人死了,手还牢牢地抓住车。而豫东的灾民则是走公路、土路,推着独轮车举家向西迁徙。在路上,很多人除了要面对饥饿的威胁,还随时会遭遇国民党官兵的压榨盘剥。”
   3.面对饥荒,国人没有遗忘
   从2006年开始,刘海永就让家乡的一些老人给他口述那段往事。但是很多老人并不愿多说。只有熟悉些的老人才愿意详细地为他介绍。通过和老人们的接触,刘海永慢慢地理解了他们:“现在网上说河南人遗忘了这段历史,其实他们不是遗忘。1942年的切肤之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是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这段过去,面对这个伤痛,并且祖辈们卖掉所有的家当后,不得已又卖妻儿,甚至残忍地人吃人的过往,他们不愿让儿孙们再次面对这些。但多年来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创伤,一直都未愈合。”
   当时,由于国民政府进行了新闻封锁,这件事谁都不准提,使得留下来的文献原本就不多。另外,时过境迁,经过历次“运动”,保存下来的资料就更少,很多亲历者手中都没有保存。
   4.面对同乡,豫籍官员解囊
   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而刘海永则认为,这场大灾,李培基有逃脱不了的干系。首先,他谎报、瞒报灾情,使得几个月后粮食才发放到灾民手中。其次,他没有管理好下属的官员,救灾款是过一层‘扒’一层。最可笑的是,发到灾民手中的救灾款都是100元的整钞,而当时在市场上买东西只收零钱,去银行换零钱居然还要收17%的手续费。刘海永说:“我不否认国民政府前期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但是伴随着救灾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个政权已经腐败透顶。”
   采访中,刘海永提到了一位不能被遗忘的国民政府官员,他就是电影《一九四二》中,毫不吝惜地捐出一半家财救济灾民,只担心所捐财物被贪官中饱私囊的河南洛阳籍官员——张钫。洛阳新安县发生饥荒后,1942年新安县代表来到西安张公馆门前请愿,希望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和河南省旅陕同乡会会长的张钫出面救灾。很快,在张钫的主持下,新安县开设3个粥场赈济灾民。随着灾情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灾民涌入西安,走投无路的灾民们又想到了张钫。张钫为此写了个请帖,宴请在陕西工作的河南籍名士、工商人员、官员等社会贤达50余人。请帖中写道:
   “国难当头,民蒙大难,自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军以战略撤退为主,致使中原沦陷,日寇铁蹄践踏,无恶不作,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目前河南百姓,加之黄泛区灾民为逃活命,纷至沓来,云集西安,白天要饭,夜宿屋檐,饿死、冻死者,比比可见。今邀诸公,商议赈灾,仁者爱人,见诸精诚,此一举措,以伸人道,敬请参加,敝宅恭候。
   宴会中,张钫带头把几十亩田地捐出来,现场募捐到的钱,马上用于开设5个饭场,供上万灾民吃3个多月。
   张钫还建议蒋介石把灾民移民到其他省市去开垦荒地。想回家的灾民给路费,愿意迁民的政府安排。现在很多当时移民至甘肃的人都感谢张钫把他们迁过来,不然他们在西安就都饿死了。
张钫还买了几亩地作为墓地,专门安葬饿死的河南灾民,并且每年清明都要去扫墓。最后,刘海永肯定地说:“张钫做了不少善事,民间口碑好,河南人都记得他。”
   时光荏苒,1942年河南大饥荒距今已经过了整整70年。但是它留在亲历者心中的伤痛、留在档案中的记载、留在研究者脑海中的探究,一直没有淡去。(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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